|
|
中国社会需作重大调整
茅于轼
原载《董事会》2005年第12期
27年的改革，中国的财富增加了五六倍，但是大家感受到的快乐并没有那么多，相反，倒是怨气和不满情绪不断增长。中国共产党的五中全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在科学发展观和建立和谐社会的口号指导下，拟定了未来五年的具体方针政策。
中国大陆经过27年的改革开放，已经彻底改变了面貌。北京马路上车水马龙，堵车成灾，和改革前冷冷清清相比，真是换了人间。不但北京如此，所有的大中城市都有不同程度的变化。农村的变化不那么显著，但是新盖的房子也不少，,尤其是现在没有人挨饿了，,或者说挨饿已经不是中国需要解决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在中国3000年的历史中，,以及改革前30年的历史中始终是最难解决的国计民生的头号大事。
没有挨过饿的人很难体会挨饿的滋味。长期处于饥饿之中的痛苦会使人失去一切生活的乐趣,对充饥之外的一切事情都不会关心。中国有两亿多人不再挨饿,真是善莫大焉。世界银行发布的材料显示，最近20年全球脱贫的人口中，中国占了80%。中国已经彻底解决了粮食问题，现在开始出现的问题是肥胖病、脂肪肝和营养过剩。
这样的成绩是举世瞩目的,世界上许多国家对中国也是非常羡慕的。“文革”之后，邓小平拨乱反正，及其后几届领导人的努力是卓有成效的。中国能够有近三十年的政治安定与和平发展，是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从来没有过的。尽管对中国共产党有各式各样的议论,但是对以上基本事实是没有多少争议的。
建立在以上这些成就的基础之上，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应该充满信心，继续沿着过去成功的道路推进。但是事实上好像并非如此。执政党对于自己的政权是否稳固的担忧似乎在日益加深，以至于对各方面呼吁的政治改革产生出恐惧感。今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中央号召党员进行保持先进性教育运动，正是针对党内日益加重的腐败，失去民众同情和支持，力图扭转颓势而做出的努力。
产生这样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因为与经济高速增长同时发生的是社会矛盾的加剧。25年来,每万人的刑事案件立案数从1978年的5.5上升到2003年到34.1，贪污渎职发案率年均递增3.2%，治安案件发案率年均递增5.2%，每十万人的意外死亡率从4.4人增加到10.6人。社会秩序指数25年来年均递减2%,社会稳定指数年均递减1.1%。
占民众绝大部分比例的底层百姓，其收入虽然也有缓慢增长，但是远远赶不上高收入人群的增长，以至于贫富差距成倍地扩大。更有越来越多的下岗职工和失地农民加入到衣食靠救济，生病只好等死的队伍中来。这种方式的增长和发展显然是不能维持的。中国共产党的五中全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
27年的改革，中国的财富增加了五六倍，但是大家感受到的快乐可绝对没有那么多，相反，倒是怨气和不满情绪不断增长。连发了财的富人也并不满意。毛病出在什么地方,这是值得大家思考的。党中央提出了两个口号：科学发展观和建立和谐社会。在这两个口号的指导下拟定未来五年的具体方针政策。
经济仍然是核心
经济发展始终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前提。所以经济仍然是讨论的核心,旨在尽量保持一个可接受的增长率,但是未必要像过去那么高。工作重点将向社会和谐方面移动,也就是强调公平胜于强调效率,在经济方面将会注意各地区之间的均衡。
在江泽民时代,重点放在了开发西部。胡锦涛任总书记之后,重点调整到了东北。新政策有可能通过发展渤海地区,建设京津冀经济区来带动华北和东北。比较一下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其实并不难看出欠发达地区落后的原因。比如浙江,那儿很少有政府投资,但是民营企业特别发达。西北、东北等落后地区则正相反,国家投资多而民营企业少。不改变这种状况,地区之间的差距很难消除。
要改变这种状况,其实牵涉到不少问题。首先是政府有没有民营化的决心。因为民营化确实和原来所有者(政府)的利益有冲突。其次是民营化涉及到投资环境的改善。这是一个牵涉面极广的问题,不但有硬件的建设问题,如道路、通讯、生活设施,更有软环境的问题,如治安、司法、工商税务的服务。前者通过提高政府投资基本可以解决,但后者则是一个广泛存在的作风问题,带有政治风气的特征,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
收入差距
其实,地区差异所导致的收入差距未必一定导致严重的问题。我曾经研究过美国的地区差异。他们那儿最富的州和最穷的州人均收入的差距不止一倍,而且在几十年之内没有变化。在一个流动完全没有障碍的国家内长时间保持一个稳定的收入差距,并没有造成任何值得注意的问题。可见,这是老百姓自己选择的结果,没有任何值得担心的事。所以,问题的核心是流动的自由,以及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的一致性。但是,我国在这两方面恰好都有问题。诸如户口制度等人口流动的障碍正在减少,但是完全取消至少还得五年。政府服务则偏向于发达地区,边远地区严重被忽视。这又跟目前的中央和地方的分税制有关。穷的地方税收少,政府不可能提供和富有地区同样的服务,像义务教育的政府拨款就有巨大差别。富有地区小学校都配置了计算机,而在贫困地区连老师都请不起。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造成个人收入差别的原因。它主要是由两方面原因造成的。一个原因是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以及跟地位有关的权利保障程度。中国社会是一个严重等级化的社会,法律对个人的保护程度非常不同。农民,特别是其中贫困的农民,社会地位最低,得到的法律保护也最差;而党的干部,特别是掌权的高级干部,得到的法律保护不但足够了,而且过了头,变成了特权。连批评他们都是不允许的,遑论以法律制裁。
目前,有很多农民工为了讨要被拖欠的工资,不得不以自杀为代价。大陆学者对82例自杀讨债的案例研究发现,真正自杀成功的达42%。政府在处理这类事件中一般并不保护讨债者,往往以扰乱社会治安的理由将他们处以刑事拘留处分。另一方面,有特权的人却草菅人命,置自己的个人利益于工人生命之上。不符合安全要求的煤矿往往有当官的人做后盾,造成矿难频发。中国已经成为煤矿死亡率最高的国家。中央政府要求公务员退出煤矿的老板身份,但是他们有各种办法在后台起保护伞的作用。中国社会的分层现象由来已久。它不但为统治者所需要,而且对民众来说也变成了一种习惯,要改变绝不是容易的事。共产党有责任在取消特权方面有所进步。
个人收入差距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起点的不公平。命运对于出身于贫苦家庭的孩子是不公平的。补救的办法是从义务教育着手,而这方面恰好是政府做得最差的。另外在医疗、住房等方面,目前的政策都不是更多地为低收入人群着想,而是相反,是偏向帮助社会地位高的人。中高级干部享受全额免费的医疗和政府提供的宽敞住宅,而农民则与这些无缘。中国虽然经过了二十多年市场化的改革,但是百姓对当官还是有浓厚的兴趣,其原因正是有许多资源配置不是按照市场规则,而是按照权势或者按照社会地位来配置的。权力在中国经济中仍然起着重要作用。
反贪污
反贪污是中国政治中讨论最多的问题,可见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这个涉及共产党生死存亡的大事也吸引了五中全会的注意力。我们看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几乎普遍都有贪污腐化,不论是民主国家或是独裁国家。像印度、菲律宾都是民主国家,但是贪污不见得比中国少。在计划经济国家,腐化虽然也难免,但对金钱的贪污比较轻,像过去的中国、朝鲜、古巴等。所以说,贪污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大概不错。
在中国,党政是合一的,政府的高中级干部是清一色党员。在这种政党政治结构下,反贪污自有其特点。首先,贪污或者以权谋私,绝大部分发生在统治集团内部。因为只有他们才有可供交换的权力。其次,反贪污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高度集权的政党的决心。因为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权威机构能够对贪污进行制裁。
然而,下决心制裁贪污是非常困难的。因为统治集团的个人之间要靠利益来维系,而贪污的特权正好是瓜分利益的渠道。或者说,反贪污迟早会反到统治集团内部,这时候必定有集团内部的人出来说情,使得反贪污很难进行到底,不得不半途而废。愈是接近集团核心(即级别愈高),这种现象愈是明显。过去最高层的贪污犯有被处以极刑的,但是近年来已经没有了。对数目巨大的贪污犯的处理也越来越轻,贪污几千万,甚至上亿的高级干部被处死刑的越来越少。
反贪污的困难,从技术上讲,是信息的获取。贪污都是暗中从事的,怎么获取信息是最难的事,光靠政党内部的力量显然是不够的。如果能发动群众,信息问题就好解决得多。但是在现有的政治结构下,舆论是受严格管制的。或者说,反贪污也是被垄断的。哪个案件舆论可以报道,哪个不可以,都有严格规定,中央反贪污的部署不容许被打乱。不能发动群众,反贪污成功的概率就大大地降低了。
建设和谐社会
因为社会矛盾多,所以要建设和谐社会。但如何才能达到和谐,则有不同的看法。江泽民同志提出以德治国,是一种办法;胡锦涛同志提出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也是一种办法;还有科学发展观,批评唯GDP论等,目的都是建设和谐社会。然而,导致社会不和谐的原因并不是大家不愿意和谐相处,而是因为有利益的冲突。所以建设和谐社会的核心是正确划分个人之间、团体之间、官民之间的利益界限,防止彼此的侵犯。法律正好就是为此而设的。
试看今日中国造成不和谐的利益冲突是从何而来。最大量存在的恐怕是拖欠农民工工资,它涉及到几千万农民工的直接利益。拖欠工资完全是破坏法律的行为,但之所以有这么多的拖欠,是因为有人不怕触犯法律,(拖欠的一个主要责任者是政府)他们有特权。所以法治社会的敌人是特权。不过特权是不容易说清楚的事,比较容易说清楚的是能否依法办事。最近发生的占用土地引起的失地农民的抗争,则与法律落后于现实有关。给农民的补偿是按照农业产出计算,而不考虑土地转为城市用地之后的增值。
从立法方面看,过去十几年的进展非常大,基本扭转了毛泽东时代用语录代替法律的做法。从宪法开始,很多法律都做了重大调整。虽然许多法律还残留有老的意识形态的影子,但进步是有目共睹的。由于市场经济的需要,重视法律的人越来越多,学习法律的人也越来越多,求助于法律打官司的人也越来越多。市场是传播法律的最好宣传者和教育者。依靠市场的力量,中国有可能逐渐走上法治之路。
但是,经济和政治终究是两回事。依靠经济的力量固然有利于法治的推广,但是如果政治上没有得力措施,依然靠权力行政而不是依法行政，法治的推广就会困难得多。司法的独立，或者让法官凭良心判案,是一个社会能否和谐相处的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然而司法对于个人和政党的利益，关系太重要了。是否愿意放弃对司法的干预权,是能否建立和谐社会的关键。
中华民族经历了一百多年的苦难,现在极有可能进入到繁荣昌盛的新时代。如果再有二十多年的和平环境,随着收入的进一步增长,教育的更加普及,国际交流的深入渗透,中国最终会以一个现代化国家的面貌出现在世界舞台上。一个政党应该与时俱进,及时调整自己,适应时代的变化。我们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抱以巨大的希望。 |
|
发表于 2007-4-11 09:24: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