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   谈谈历史兴趣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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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兰大榆中学生书
   上次，诸位提到对历史的兴趣正日益减少，回来之后，我便一直思考这个问题，以便将自己的一些体会传达给你们，让你们重燃兴致。然而，思之再三，终觉自己说话不若为文更能表达清楚自己的一些想法，因此，便有了这篇小文章。以下文字，我只能说是一些建议和意见，还不能也不想成为一种指导性质的东西，如果诸位能从中体会到一些东西，我就感觉满意了。闲言少叙，切入正题。
   我记得我上本科的时候，一次和我的一位同学谈及“什么是历史”这个问题，当时她有一句话深深地触动了我，她说：“历史，就如同一个人的童年，如果童年没有了，中年、老年就更加无从谈起了。”（据她说，一次坐火车，一个人得知她的专业之后问她，什么是历史，结果急中生智，反而说出如此精辟的话来。）那么童年是一个什么概念呢？童年是一个人最美好的时光，但也可能是一个人最阴暗的时光，无论美好或是阴暗，均是童年的一种状态，而历史的任务就是把这些状态纪录下来，或者重构出来，当然除了纪录或重构这些事实之外，我们还要学会分析这些童年往事对其中老年时期是否产生了什么影响，对未来有什么借鉴等等。试举一例，在最新出版的罗斯•特里尔著《毛泽东传》中，他认为毛泽东童年时期受到了他父亲家长作风的影响，在抵制这种影响的过程中变得叛逆起来，但是当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人之后，行动中却隐隐地折射出他父亲的影子——家长作风。他的这一观点，从一个侧面说明，毛泽东执政之后的专断与他的童年阴影有关。当然这只是一个方面，另外的方面就需要我们去考察他的学习经历、活动经历、人际关系等等，这样分析了多种因素之后，才能对他后来的执政中为什么会专断、为什么会赞颂秦始皇、为什么会喜欢个人崇拜等等寻找到答案。一个人如此，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亦复如是。本尼迪克特在所著《菊与刀》中用菊和刀这两种在我们看来是比较矛盾的形象，分析了日本文化中所蕴含的平和与暴力这两个方面，看起来矛盾，日本人却把它们融合起来，形成了独特的日本民族性格。美国人为什么在9•11发生之后，显得那样恐慌与无助呢？显然我们需要从其历史（童年）来考察。他们自立国以来，本土从未发生过战争，也从未被袭击过，正如有的学者认为的那样，他们整个民族具有一种天真烂漫的性格，因此当袭击发生之后，许多人不知所措了。比诸中国，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中曾经这样写道：“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这是和我们这个民族百年来所经历的苦难有关。因此说，不论一个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想深入地了解他，我们必须知道他的历史、知道他的过去，这样才会对他现在有所了解，也能对他将来有所把握。拿谈结婚来作比，有些人为什么会注重对方的家世、亲友、性格、经历等等诸般因素呢？因为他们要通过这些情况来判断，这个人值不值得自己托付一生、两家值不值得结亲等等。因此说，历史不是无所谓的东西，是很重要的，不仅对于一国、一民族，即使对于一个人，也很重要。
那么历史所为何用？我想有一句话说得好“读史使人明智”。学习历史是要教会我们方法，教会我们如何去分析人、社会、国家、世界等等。史实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学会如何去用这些史实来分析周围的事务。试举一例，最近国家提出“八荣八耻”的道德观教育，为什么？说明我们这个民族道德水准下降了，因为那十六条实在是一个人做人行事最基本的法则，现在却要大张旗鼓地学习，说明很多人身上没有这些基本东西了。而再考诸历史，你从《论语》等一些典籍上来看，我们祖先对道德的认识可以说贯穿了整个历史，不论是先秦诸子典籍还是后来的正史，其中对道德的论述所在多有，因此这个荣辱观其实也是上承历史的。再从现实来看，强调道德观是要人做良民、安分守己，从政治学上来看，其实也是一种政治统治手腕，和强调“稳定压倒一切”有异曲同工之处。考诸历史，我们的正史中凡是荣的都可以说名垂青史了，而耻的则遗臭万年，荣的形象拔多高都可以，而耻的形象则可以人人唾弃，这是一种典型的两分法思维模式。••••••总之，即使一个小问题，我们可以通过我们所学有清醒的认识，同时我们会运用所学来分析这些问题，同时还可以提出自己的见解，我想这就是学习历史的作用。别看或许一些分析暂时没有那么准确或者合理，但是随着积累的增加，我们的认识就会逐渐的深入了。陈寅恪初见蒋介石即认为这个人不怎么样，其后的历史也证实了他当初的判断，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精通历史，因此看事物的眼光独到，很多时候会判断精准。如果诸位有兴趣，不妨将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读，感受一下前辈大师的风范。
那么兴趣何来？我认为有二。一是自然兴趣，即你的好恶。一个人出生之后，经过十几年或几十年成长，会形成一些自然的好恶观。比如你喜欢政治，不妨探究一下政治史；喜欢文化，不妨深入文化史等等。二则是培养兴趣。培养这个词其实很不好，因为我们只是受动者，需要听从或者说是无条件服从施动者的意愿，因此我觉得用生发或许更好。比如一本不经意的小书偶然引起我们的关注，我们可以循着这个理路将其中的问题继续探讨下去。顾颉刚当年为什么会创立古史辨派呢？据他自己说，当时他很喜欢京剧，但是每次看京剧的时候，同一个故事，但是在不同的剧目中结局是不一样的，这个现象启发了他，由此想到历史上的许多故事，特别是一些传说，越到后来内容越丰富、也越故事化，循着这一理路，他拨开迷雾，提出了“层累地造成史料”这一观点。我们平时或可先从浅显的书看起，如果某一点激起了诸位的兴趣，则不妨顺水而行，或可生发出无限的兴趣来。举我朋友的一个例子吧。他原来比较钟情于文化史与学术史，但是后来渐感吃力，因自己鲁钝，如果继续下去的话会老而无功的。但是要放弃谈何容易。研究生二年级开始选研究方向（即毕业论文方向）的时候，也比较困惑，后来听从我的意见选了政治史。说实话，刚开始他觉得不能忘情于学术文化方面，觉得政治史不过是一些教条，比较枯燥而已。但是当后来在搜集研究题目的材料时，他却发现其实政治史也不是想象中的那样。比如一个政治人物他得到过什么教育，这很可能影响他将来在政坛上的执政理念；他交往过什么人，这会影响到他的执政理念、施政方案的制定、执政中采取的方法等等好多方面；他参加过什么党派，这也会影响到他的一些观念；某一天他做了什么事情，这个事情有什么象征意义、有什么实际意义、有什么作用等等，这些事情和以往有什么联系，对后来产生什么影响等等。这些是事实，另外他还借助一些理论来分析他的这些行为对社会、国家产生什么作用等等。总之，从一点深挖下去，就会掘出很多相关的东西，同时视野也会随着这些相关的东西而逐渐扩大。当然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可以从大处开始，比如首先了解国家、民族状况，而后再解决局部问题。但是，对于一个初入门庭的学史者来说，我觉得还是从细小问题开始比较好，当然从小处着手，但是不能因此将眼光局促在这个问题上，而要把眼光放在更加深远的层次上，即所谓“小处着手、大处着眼”是也。何炳棣教授最近出了《读史阅世六十年》一书，其中谈到他的一个研究，就是他认为孙子要早于孔子和老子，这只是一个局部的问题，但是相对于整个文化史来说这又是一个大问题，大家想想，如果孙子真的是最早的话，那么他的兵书中的诡诈之道就是最早形成的，那么孔子学说只能说是为了拯救诡诈所带来的危机而产生，但是效果如何呢。虽说被尊崇了几千年，但是这几千年来仍然有许多黑暗之事是在冠冕堂皇的孔教旗帜下进行的，同时这一发现是否也可以从一个方面来说明中国人为什么会自古至今如此崇尚实用主义呢？这或许只是一个悬想，但是若得到证实，那么我们的历史会不会改写呢？因此说，历史可以说是常研究常新的。为什么何教授能提出这样的问题呢，因为得益于他的宽广视野，因为他受过一些西学的方法训练，因此在思考方面或许会有与我们不同之处。顺着这一点说下去，我觉得除了兴趣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执著和理性。执著我想大家都明白，读历史是一个很苦的活，因为必须要凭借很多资料来说明问题，但或许这也是我们的乐趣所在。写小说的乐趣在于构思，我们的乐趣也在构思，只不过他们在头脑中构思，而我们在资料中构思，通过着这种构思，形成一个逻辑严密的体系，从而证明出我们的结论。所谓理性，就是需要我们在研究中有一个平和的心态。因为我们从小接受的是一个主义，容易形成一定的思维定势，这样很容易造成此路不通之后，无从下手的状况。现在进入大学了，首先我们要把原有的思维定势打破，就是要有一点怀疑的精神。我们的老师常常好灌输给我们知识，告诉我们事实是怎么样的，但是从来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及时告诉我们，那些原因也是比较勉强的，因为那些原因都是从那个主义中推导出来的，而不是从事实中生发的。我们听课的同时，也要问一问，为什么会这样。比如说，为什么朝代会有兴替？老师的解释一般来说是因为积重难返所以导致人民困苦，然后不得不起义，然后就会推倒旧朝而代之以新朝，新的朝代由于有了上一朝代教训，那么开始都会比较清明，到了中后期就又会弊病丛生，然后就导致又一次地改朝换代。那么我们不禁要问，这是不是循环论？即使加上了螺旋式的上升，但是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是不是仍然没有逃掉“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循环论圈套呢？既然每个朝代的更替都在这个固定的模式中，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必要学习历史呢？记忆不就行了？然而事实上是这样的么？这就需要我们去考察历史了。过去，我们的前辈多崇尚于考证之学，这是基础，但不是全部。我们除了考证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外，还要问问为什么？我们凭借什么去问为什么呢？这就需要工具，需要掌握一定的理论知识。诸位可以找一些理论书籍来看一看，不是用他们来套中国的历史，而是寻求一种方法，开阔思路。比如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很多人认为是受了年鉴学派的影响，用一种技术性的观点来解释中国历史，虽然说其中还有许多的瑕疵，但是不失为一种有益的探索。我们看一些理论书籍，但不要被它所左右，关键的还是要从史料出发，然后重构起自己心目中的历史来。别人可以这样解释，我们为什么不可以那样解释呢？关键是找到方法，找到材料之后，一切皆有可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历史是一种解释学，也是一种重构学，当然前提是尊重事实，而不是随意篡改。记得李敖有句名言：你说别人是王八蛋，只会去骂他，而我则可以证明他就是个王八蛋。李敖的老师是殷海光，现代自由主义的巨擘，李敖的思想和乃师是一致的，因此在李敖的历史研究著作中贯穿的也是这种思想，因此你们可以去看看他的著作，看看他是如何拿历史来服务于他的思想的。我们不能篡改历史，不能重演历史，但是我们可以重构，可以将它们服务于我们的思想，可以建构起我们的历史主义大厦。陈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别传》，是在他目盲之后，耗费了他最后的十年来写就的，一些人认为只是为一个妓女作了一部传，但是这部传中贯穿的却是他的“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 雖然，披尋錢柳之篇什於殘缺毀禁之餘，往往窺見其孤懷遺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已者焉。夫三戶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辭，即發自當日之士大夫，猶應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況出於婉孌倚門之少女，綢繆鼓瑟之小婦，而又爲當時迂腐者所深詆，後世輕薄者所厚誣之人哉！”一个妓女，尚知人格之独立自由，而当陈寅恪先生晚年之时，读多人向当权者投降、“承认错误”等等做法，甚至连妓女都不如，如许感慨，成此巨著，我们或可体味到其思想深处的苦闷了。因此说，史不是不可为，只是我们还不知道如何去为。
最后，我想说的是，在读史中我们要有钱穆先生所说的“温情和敬意”，不要动不动先设定一个前提，某某某罪不可恕，而你如果能够慢慢地证明他实在罪不可恕，这样讲起来不仅自己底气十足，而且也能令人信服。同时，历史是一门厚重的学科，之所以厚重就是因为它是我们民族精神的积淀，所关系者重大，因此即使偶尔为文也不可轻率甚或轻浮，要有一颗沉稳的心研究它。同时，在我们写文章的时候，除了一些文章固有的技法之外，我们还要拿史料来做基础，这样写出的文章也会有厚重之感。还要注意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历史虽然厚重，我们也不要写得太刻板，至少不要让人有读不下去的感觉。这样对你们日后的发展也较为有利。
说道我自己本来是对中国史有兴趣的，但后来因为上博士转变了研究方向，开始转向佛教。其实佛教研究和历史研究也是相通的。你们要有开阔一点的历史视角和历史观，这样才能突破研究中的一些困惑。这是我希望你们能够学习和实践的。米卢说，态度决定一切!虽然这话不一定准确，但有一点我是欣赏的，就是做事情要有认真的态度，没有这一点是任何事情也做不好的。还有一点我也强调一下，做学问首先要学会做人，这才是一门大学问。作不好人一切都是虚的，也是做不好的。
   我为文比较随意，兴之所至，难免有言不中的之处，不知道大家是否明白了什么。如果还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在网上、或者等我下次来的时候继续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