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务犯罪是对法治的最大破坏

裁判

   法治，就是良好的法律得到普遍的遵守。因此，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的条件下，普遍遵守法律，乃是法治建设的主要矛盾方面。
   根据是否掌握着公共权力，我们可以把遵守法律的状况分为两大类，一类就是国家公务员的遵守法律，另一类就是非国家公务员的遵守法律。两者相比较，前者的遵守法律的内容要比后者要广。前者不仅要和普通公民一样，在个人行为中遵守法律。同时，他们又是国家公务员，还必须在执行职务的活动中，严格遵守法律。因此，国家公务员遵守法律具有双重属性，他们的任何公务行为，都必须严格遵守实体法和程序法。建设一个法治社会，显然少不了这两大类的人员对于法律的严格遵守。但相对而言，国家公务员遵守法律对于法治社会建设，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首先，法治的核心是严格依法办事。固然，普通公民也必须依法办事，但是，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国家公务员依法办事。这不仅是因为后者的行为具有典型引导作用，能够促使全社会形成崇尚法治的良好风气。还由于后者的严格执行职务的行为，是对于普通公民依法办事的基本保障。没有这个保障，必然出现国家公务员自身执法犯法的行为，从而导致发生在社会中的违法行为无法得到有力、及时地纠正，更由于司法不公的发生，进一步损害了社会的公平正义，法治必然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
   其次，法治的关键在于制约公共权力。法律的出现，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防止和惩罚各种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这样的破坏行为，在社会中存在，在以维护社会秩序为天职的国家公务员队伍里，也无法杜绝。而后者的违法行为，一旦和权力结合在一起，就具有了巨大的危害性。因此，对于利用公共权力资源进行违法的问题，一直是法治国家高度重视加以解决的。在认识到圣人政治的虚幻性之后，用宪法和法律来制约国家权力，便成了最佳的选择。惟有将公共权力纳入到法律的严格规范之内，法治社会的建设才有了基本的条件。
   而职务犯罪恰恰就是不依法办事，恰恰就是对人民赋予的公共权力的滥用。犯罪，是由作为基本法律的《刑法》所规定的，是国家严厉禁止和打击的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凡是被刑法规定为职务犯罪的行为，都是不严格遵守法律的亵渎职务的行为。因此，这样的危害行为具有双重的违法性，不仅违反了相关法律对于行使职权的要求，又触犯了刑律。比如犯了受贿罪的人，既违反了《公务员法》关于廉洁性的要求，也触犯了《刑法》禁止收受贿赂的规定。这两个方面，都表现出了职务犯罪的公务员不依法办事的恶劣的品行。
   职务犯罪自然也是对人民委托给自己的权力的滥用。公共权力的本质属性是人民权利的集中，因此它是属于人民的，它的唯一目的就是用来为人民服务的。而职务犯罪却彻底违背了这一宗旨，给人民利益造成了严重的伤害。比如贪污受贿者将这样神圣的权力，异化为了自己私人的财产，来为自己谋取私利。因此，任何职务犯罪行为，都必然表现为行为人对于公共权力的滥用，是对法治的肆意践踏。
   更为严重的是，一个国家一旦职务犯罪泛滥，必然会引起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发生抗议活动，导致法律秩序混乱，甚至政府垮台。在这样的情况下，还遑谈什么法治建设。国民党在大陆统治时期，政府极度腐败，尤其是抗战胜利后，在接受敌战区的财产时，大大小小的官员竭尽贪财之能事，大肆贪污受贿，把整个社会都搞得乌烟瘴气。李宗仁先生以他的耳闻目睹，在其回忆录中对平津地区的接收官员这样写道，这些国府的接受人员，一飞入“纸醉金迷的平、津地区，直如饿虎扑羊，贪赃枉法的程度简直骇人听闻。他们金钱到手，便穷奢极欲，大肆挥霍，把一个民风原极淳朴的古都，旦夕之间便变成罪恶的渊薮”。如此腐朽之政府，激起了人民的愤怒，游行示威此起彼伏，连恐怖而又卑鄙的暗杀都挽救不了蒋家王朝的覆灭。
   总之，职务犯罪是最大的、最严重的违法行为，既是对法治核心之处的损害，又是对法治关键部位的侵犯，更是一种对整个社会政治法律制度的颠覆行为。对于如此严重的危害行为，当严肃依法制裁。惟有如此，法治国家的建设才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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